乌龟的“龟设”是怎么崩塌的?

南宋时期,一位名叫孙纬的人,为秦桧写了一首祝寿诗:“面脸丹如朱顶鹤,髭髯长似

一般人若听到自己被比作“绿毛龟”,定会勃然大怒;可秦桧非但没有生气,反而十分高兴(甚喜之)。

(温馨提示,此段建议18岁以上读者阅读,给孩子念时可以跳过)诚然,假若按鲁迅先生的说法,“骂娘”当为“国骂”,那么“wangbadan”“guisuner”等一系列“龟言龟语”,得是仅次于“国骂”的存在。在一众小说或影视作品中,即便是受过良好家教的老实人,被逼急的时候,也会骂上一句“wangbadan”。

既然如此,秦桧为何会如此高兴呢?难道说,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表现他听不懂好赖话吗?

实际上,孙纬的这首《献寿诗》还真不是在骂人。人们对乌龟的“设定”在元代之前十分受欢迎,上至天潢贵胄,下到走卒贩夫,皆对乌龟充满好感乃至尊崇。

这源于乌龟本身的特点,司马迁称它:“寿蔽天地,莫之其极。”王充《论衡》中说:“龟三百岁大如钱,游华叶上,三千岁则青边有距。”任昉《述异记》亦云:“龟一千岁生毛,五千岁谓之神龟,寿万年曰灵龟。”由此可见,乌龟的长寿“龟设”深入人心,就连魏武帝曹操也曾借“神龟虽寿”抒发心志。除了乌龟以外,鹤也有长寿的美好寓意。唐代有著名乐师李龟年、李鹤年,汉代有乐师李延年,有人将三人名字连在一起,谓之“龟鹤延年”。因其构思过于巧妙,千百年来无人能对出下联。这么看来,孙纬把秦桧比作鹤与乌龟,也的确是祝他长寿。

这种形容起源甚久。早在远古社会,先民便发现:乌龟非但寿命悠长,还拥有非同一般的忍耐力与适应力。它们长时间不吃东西,却不会被饿死;无论在水中,还是陆地上,都能任意遨游;遇到危险时,乌龟还有坚硬外壳保护自己……在自然崇拜的初始阶段,乌龟顽强的生命力引起先民的羡慕,后逐渐转变为一种崇拜心理。按《礼记·礼运》记载:“麟、凤、龟、龙,谓之四灵。”华夏族的四大图腾谓之“远古四灵”,而乌龟正是唯一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物种。这种近距离接触,让古人对乌龟愈发崇拜。

伴随着“龟崇拜”的盛行,人们更愿意把一些“神灵祥瑞”往乌龟身上解释。据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:“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,行二十余岁,老人死,移床,龟尚生不死。龟能行气导引。”

又据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载:“秦惠王十二年,张仪、司马错破蜀克之,仪因筑城,城终颓坏,后有一大龟从硎而出,周行旋走,乃依龟行所,筑之乃成。”乌龟不仅能起到引气、养生功效,还能传达神灵之意,助秦筑城,以至于成都亦得名“龟化城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,在中华文明的关键发展阶段,总能看到乌(灵)龟的身影。在女娲补天、伏羲演卦、大禹治水、仓颉造字、商汤伐夏、周公作礼…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,灵龟或牺牲自己、或带来神灵意志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受此影响,乌龟“长寿”“吉祥”的“龟设”流传非常久远。俗话说,“千年王八万年龟”,时至今日,闽南等地在过六十大寿时,都要作一次龟寿,唤为“作龟”。中原及长江下游一带,还流行在孩子的后脑勺上留一绺长发,这是对乌龟尾巴的“仿妆”,故称其为“乌龟梢”。显然,人们想通过这种方式祝福孩子们长寿,是以“乌龟梢”也被叫作“八十毛”或“百岁毛”。

在“长寿”“吉祥”的基础上,人们又开发出乌龟“辟邪”与“聚财”的功效。北宋名臣赵抃不畏强权、刚直不阿,被誉为“铁面御史”。此君出任地方官时,总随身携带一琴一鹤一龟。“琴鹤意象”一般表示君子的“崇德尚洁”之风,这足见赵抃之志;至于乌龟,既能图一个吉祥、长寿的好兆头,也能将其置于屋宅之内辟邪,或防止小人作祟。

接着再看“财神”龟设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曾提到八大名龟:一曰“北斗龟”,二曰“南辰龟”,三曰“五星龟”,四曰“八风龟”,五曰“二十八宿龟”,六曰“日月龟”,七曰“九州龟”,八曰“玉(王)龟”。时人有云:“能得名龟者,财物归之,家必大富至千万。”可见乌龟成“财神”的时间,比赵公明、关羽、比干等人还要早。这与乌龟本身的财富属性也有关系。先秦时期,龟甲可作货币,梁启超云:“古代用龟币,以全龟为之者固多。”此外,古代有名的宝石玳瑁,也是用乌龟(玳瑁龟)甲壳制作而成的。

综上所述,乌龟的“龟设”一直都非常讨喜,与现代人口中的“王八蛋”大相径庭。那么,被古人视为长寿、吉祥、财富的灵龟,怎么就变成骂人的话了?

四时交替,因何而始?所以又有了四季之神,并分别对应东(春神句芒)、西(秋神蓐收)、南(夏神祝融)、北(冬神玄冥)四大方位。

乌龟冬眠不用进食,还能保持长久寿命。对此,远古先民同样无法解释。所以,他们会把乌龟当成神灵的使者,并将其奉为部落的图腾与信仰。上文提到,乌龟是“远古四灵”中唯一一个真实存在的。人们既然能经常接触到,自然会拿它来做文章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龟甲之占卜。人类社会从部落向大一统国家转变的过程中,龟甲占卜的结果总能影响到国策。

据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记载:“王者发军行将,必钻龟庙堂之上,以决吉凶。”上三代(夏商周)君王在发动战争前,常用龟甲占卜。这是乌龟由凡俗转向神权的关键一步。王者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与合法权,会大力宣扬“君权神授”思想;乌龟是神灵使者,故而龟甲占卜的结果即代表了神灵意愿;而卦象若是大吉,王者出征便是得天之助。

至两汉时期,天人感应、五行、谶纬学说大行于世,龟崇拜也愈发兴盛。彼时,龟与皇权融为一体,朝廷甚至把龟和自家祖宗放到一起供奉,还铸造了象征皇权的龟鼎。据《后汉书·舆服上》记载:“太子及诸侯王,金印龟钮。”除金印外,汉代掌银印、铜印的高官亦用龟纽官印。现已出土的西汉“石洛侯(金)印”(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)与西汉“刘疆”铜印(现藏于永州市博物馆)等文物便证明了这一点。

及至唐宋时期,文化大兴,官方崇龟愈发兴盛,武则天立武周朝,以玄武(龟蛇合体)为祥瑞,后改鱼符、虎符为龟符;北方边陲的都护府后来也更名为龟林府(玄武为北方之神)。李商隐还用一句“无端嫁得金龟婿,辜负香衾事早朝”捧红了“金龟婿”一词。

此外,凡神灵圣贤、功勋武将、治国良臣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须立碑铭记的,皆为龟形碑座(即龟趺)。时至今日,还能在西藏的大昭寺前看到龟形碑座的“唐蕃会盟碑”。宋代以降,龟崇拜深入民间,又衍生出与世无争、高洁傲岸的寓意。文人士大夫好用龟纽私印,甚至以龟为名号。当时有著名典籍《册府元龟》《诗话总龟》《言行龟鉴》,大诗人陆游晚年也自号“龟堂老人”“龟堂病叟”。

至此,不难看出乌龟成功“上位”的秘密。一方面,人们对乌龟的认识还比较局限,未能窥其全貌;另一方面,正是因为乌龟的“真面目”还没有暴露,古代统治者才会把它与君权、王权牢牢绑定在一起,用以宣扬“君权神授”。因此观之,崇龟文化早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当中,中原政权的统治者继续推动龟崇拜的发展,也更有利于王权稳固与社会安定。

然而,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,人们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也愈发清楚,“白月光”乌龟身上的一些缺点也逐渐暴露出来,变得不再神秘。唐代中后期,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乌龟的胆小。文坛大佬韩愈曾批评“乌龟怯奸,怕寒缩颈,以壳自遮”。宋代郭印亦曾在《咏龟》中写道:“不食本无营,畏人长缩颈。”唐章怀太子李贤注《后汉书》时,称玄武为“北方之神,龟蛇合体”。但玄武大帝“人格化”后,龟蛇却不再是玄武神,而是成了玄武大帝脚下的龟、蛇二将。小说《西游记》中,孙悟空向北方真武大帝(即荡魔天尊,原型之一是玄武之神)求援时,龟、蛇二将还曾出场亮相过。

看来,乌龟的“龟设”早有崩塌的趋向,但因为官方推崇与民间崇龟风气的盛行,它暂时稳住了自己的地位。不过,一旦乌龟失去了它的“大靠山”,其好日子便彻底到头了。

以今人眼光,乌龟的羞辱含义主要体现在“缩头乌龟”“绿帽龟”与“乌龟王八蛋”三个方面。若论“缩头乌龟”,可追溯至唐代中叶,就连宋代大文豪苏轼也有“缩颈夜眠如冻龟”的描写。反观恶意满满的“lvmaogui”与“乌龟wangbadan”,则成熟于元明时期。何以见得?

不妨从“绿帽子”说起。须知,古代绿色为间色,在正色(青、白、黑、赤、黄)之下。两汉时期,身份卑微的贱者常裹绿头巾示人。按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:“董君绿帻傅韝,随主前,伏殿下。”颜师古注曰:“绿帻,之服。”唐代李封任延陵令期间,亦曾令犯人头戴碧绿头巾以示羞辱。

到了元代,朝廷则用明文规定将绿帽与娼妓之家的男子绑定到一起。见《元典章·礼部·娼妓服色》:“娼妓之家家长并亲属,男子裹青巾。”青色有时可解释为绿色,故元代娼夫所戴“青巾”便是绿帽。可是,这与乌龟又有什么关系呢?

首先,乌龟背上常附有绿色水藻,故而也被称为“绿毛龟”或“青毛龟”。民间有“龟背上刮毡毛”的谚语,可知人们很早便注意到了这个现象。于是,难免有好事者把龟背上的绿藻与贱者所穿绿袍联系在一起。更巧合的是,吴地还有一种乌龟,头上生有环形绿纹,犹如娼夫所戴绿帽。所以,人们才把乌龟与绿帽紧紧联系到一起。随着“绿帽”羞辱意味的加深,“lvmaogui”也成了“妻子红杏出墙”的惯用形容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人们早已意识到乌龟的形态特征。成书于南朝梁的《南齐书》中,便有“武骑常侍唐潜上青毛龟一头”的记载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当时没有人把乌龟和“绿帽”联系到一起呢?

正如上文所说:乌龟早就与皇权深度绑定,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。拥有官方“背书”,自然鲜少有人去刻意放大乌龟身上的一些缺点。而问题的关键是,元朝是马背上的国家,其代表的草原文明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并没有太多共通之处。一方面,蒙古人的图腾中没有乌龟,对其没有崇拜心理;另一方面,元代贵族对中原文化不甚了解,故而在建立国家后,他们更偏向于草原文明的风俗、礼仪与习惯。比如元代官印,便一改往日龟钮形象,用直钮取代了它。

刘兆元在《中国龟文化》中还指出:元代以前的“十七史”中,皆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,唯独元史乃至明清史中,没有一个以龟为名的人志和事物。结合官印之变化,他得出结论:元代统治者刻意贬低了龟崇拜。窃以为,这种说法是拿结果来反推理由,稍有片面。明代亦是中原政权,为何不见其对乌龟进行“洗白”呢?

只能说,元代贵族确实对乌龟没啥好感;而这,已足以让乌龟跌落神坛了。墙倒众人推。没有“靠山”的乌龟,其身上的缺点便会被无限放大。“缩头”是一方面,“绿帽”是一方面;而“杂交”一说则更为流行,乃至甚嚣尘上,不绝于耳,进而演变成了那句非常经典的“乌龟wangbadan”(参见下图)。

早在东汉时期,许慎便在《说文解字》中提及:“天地之性,广肩无雄;龟鳖之类,以它(蛇)为雄。”

长久以来,人们认为乌龟无法独自繁衍后代,需要与雄蛇进行杂交才能下蛋。所以,“wuguidan”“wangbagaozi”乃至“hundan”都是骂人“杂种”的意思;在极其看重血统的古代社会,这些形容不可谓不恶毒。但很明显,元代之前几乎无人以“guidan”来骂人,之所以如此,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乌龟有“龟崇拜文化”保护;另一方面,这还与贞操观尚未成熟有关。南宋时期,程朱理学愈发兴盛,所谓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,经元明两代统治者的推动,世俗对妇女之贞操无比苛刻。彼时,兼有“妻外遇”与“杂交”概念的乌龟,彻底沦为极具羞辱性的词汇。

元末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所引《败家子孙诗》中,便有“宅眷皆为撑目兔,舍人总作缩头龟”之语,以此隐喻乌龟“纵妻行娼、”。陶宗仪是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、史学家,深受中原礼教与传统文化熏陶。若非世俗对乌龟偏见太深,他又怎会将这首抹黑乌龟的诗歌收录到自己的著作中呢?

世俗贬龟已成潮流,故元明之际还有民谣称:“宋后无人敢名桧,入元龟字有恶名。”

孙纬当年将秦桧比作“绿毛龟”,竟一语成谶;恐怕秦桧自己都没想到,他会与乌龟享受同样“待遇”。当然,乌龟若能开口,也难免要道上一句“真晦气”。

自乌龟“龟设”崩塌以后,各种不好的形容都开始往它身上套,亦如上古时期人们附会的“吉祥”“通灵”含义。比如“王八”,这个词语早有贬义用途,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时无赖,乡人便称他为“贼王八”。而巧合的是,上文所引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,有一种灵龟就叫“八王(一说为玉)龟”。乌龟遭到贬低之后,便有好事者颠三倒四,称其为“wangbagui”或“guiwangba”,并由此衍生出了“wangbadan”“wangbagaozi”等带有“杂种”意味的羞辱之语。在此基础上,“王八”还被附会为“忘八”,将其与传统的道德标准挂钩;于是乎,被称“王八”者便缺少了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,从此沦为“社会败类”。

所谓“造谣一张嘴,辟谣跑断腿”。面对凭空而来的污蔑,今人尚且难以招架,更别提无法言语又无处喊冤的小乌龟了。古人云“众口铄金,积毁销骨”,乌龟的“龟设”崩塌,在所难免。

8、刘洁,李丽:《从汉字看由灵降俗的龟文化》,《衡水学院学报》第22卷第2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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